周建波 :《银行、票号兴替与清末民初金融变革》讲座纪要

周老师首先引用了1912-1927年山西票号与本国银行（总行）的数量变化图，提出传统观点认为“清亡而票号亡”的观点是不太准确的，只能说辛亥革命是票号衰落的分水岭，但真正导致票号衰败的直接原因乃是辛亥以后作为“新金融业态”的银行业的崛起，夺占了原属于票号的资金来源与市场空间所导致。接着通过分析银行和票号不同的业态特征，发现两者命运的分野归咎于竞争能力的不同，而这次替代过程必然是曲折且漫长的。

过去的研究虽然揭示了票号与银行两种金融业态的不同竞争力及其导致的命运分野，但周老师指出竞争优劣势的体现是一个过程，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新的经济结构替代旧的经济结构要经历一个 “周期运动”才能重新回归均衡。正是这种不同的金融业态导致的竞争力开启了中国金融业态的近代化转型。

周老师指出，甲午战争前，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但总体上对票号造成的压力并不大，也未造成票号的业务和存款分流。这段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是外资银行与票号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是外资银行与票号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票号业务虽然发展迅速，但基本沿袭汇兑与存放款的旧有业务格局，只增添了相应的政府业务份额，发展模式比较单一。而外资银行则全面开花，在多个业务领域皆有突破，其业态先进性渐渐凸显，只是受制于条约规定的开放程度不足，未能充分展现出竞争优势。由于整体上无法对票号构成威胁，只能与票号合作并行，共同发展。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周老师认为，这段期间外资银行和票号的关系以竞争为主，以合作为辅。

《马关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的开放数目进一步增加，给予外资银行与票号正面角逐的更大空间，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数目大幅增长，在存、放、汇各个领域都对票号形成了竞争压力。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汇兑业务上展开竞争。打破票号对国内埠际汇兑业务的垄断，这使得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遭遇巨大冲击；第二、直接抢夺票号的存款客户。外资银行还凭借良好的信用和隐私性，吸引官员、买办、地主存放私人资金，大量分流了官吏和私人在票号的存款。致使票号被迫陷入抢夺存款的价格战中，利润被大大压低；第三、在纸币发行上凸显优势。这意味着从私人手中聚集了大量银两，进一步增强了资金实力；第四、通过对钱庄拆票扩大了对中国市场的影响。这使得传统的票号主营埠际汇兑而钱庄主营本地兑换、存放的分工格局被打破，外资银行支持下的钱庄反而对票号形成竞争；第五、对工商企业的贷款与投资远超票号。外资银行由于拥有充足的资本与良好的运营能力，面对工商企业的资金需求能够充分供给，表现出巨大的供给优势，这都充分暴露了票号由于资本规模过小，无法为新兴工业企业与战争赔款需求提供足额金融供给的业态缺陷；第六、积极争夺地区市场。外资银行与票号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约２０个通商口岸都开设了分支机构，开始争夺地区市场。

通过这些竞争，外资银行的竞争对票号形成两大潜在威胁：一是激烈的竞争使票号逐渐失去国内汇兑和存贷款定价权，由此导致票号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二是票号被外资银行抢走大量存款客户与资金来源，特别是官吏与富人存款，这影响到票号资金的充足性，票号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丧失了大量客户与市场。

甲午战争以后，金融供给发生了重大改变，本国银行建立并开始进入市场，对于票号来说，不啻大客户变成竞争对手，给票号的生存造成巨大压力。周老师指出，本国银行相对于外资银行，对票号的冲击力更大，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本国银行通过大量分流票号的公款业务、扩大客服范围和市场范围等手段对票号的经营进行了强烈冲击。

这一时期，本国银行对票号经营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凭借政治特权逐步垄断官款汇兑、存贷等政府服务，分流票号的政府金融业务。这种分流直接导致１９０６年后票号经营出现业务减少、存款下降、利润降低等问题，为票号衰败伏下隐患。

自辛亥革命爆发到恢复社会秩序这一时期，票号经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票号依靠自身雄厚的实力、信用与市场基础度过了危机。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中国经济走出辛亥革命后最初的混乱，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使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由此获得大发展的契机，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同时北洋政府为纾解财政压力大量举债，也使金融机构面对的政府金融需求有所增长。但在辛亥革命后的金融业发展中，大量资本纷纷涌入银行业，在促进本国银行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使票号面临更严峻的竞争压力。

周老师指出，票号由于自身业态的不足，只能被新式金融业态所取代，进入民国之后，由于西方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本国银行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许多银行以贸易中心城市为依托，开展汇兑业务，使得票号的核心业务逐渐转移到商业银行手中。并且本国银行还广泛投资近代民族工商企业，扩大抵押放款的比例，表现出明显的向优质客户倾向的特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最终新式银行完成了对票号的取代过程，从此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回答听会者提问和交流对话中，研究生提出是否可以从技术层面的角度去思考票号兴替的原因以及青年教师提出他在翻阅史料所看到的日本华侨问题，周老师对这些问题也一一给予细致解答。周老师还与大家探讨明清时期的知识人才流向问题。他认为，明清时期有大部分未考上科举之人转而从商，从而提高了商人的整体素质，与此同时，有小部分商人走进了国家队伍中，交互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兴起。

  历史系王晗老师谈了三点体会：一是周老师用了大量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词汇，例如金融业态、市场汇率等，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理解外资银行如何引入中国这一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二是在掌握史料解读之外，还需要做些什么值得深入的思考；三是周建波老师的学术模式值得学习，即以历史学的叙述模式，内容透露经济学理念，做到几大学科融会贯通，最后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余同元教授对报告内容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进行最后总结的同时，余教授特别强调了这次报告对苏大有关学科专业学术研究的借鉴意义：一是如何通过经济史研究实现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历史也是现实，但经济史是源，经济学是流，经济学问题应该在历史过程中去研究，认识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二是如何通过中国商业经济史研究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说，余老师认为周建波老师运用金融业态创新理论来阐述清末民初票号与银行兴替的过程，探讨这个过程中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如何结合，旧金融业态里的各大要素怎么组合成新的生产力要素，以及如何由此实现区域金融业的现代转型。其中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凸显特色鲜明；三是周建波老师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对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也有十分重要借鉴意义。

这次讲座，同学们深刻感受到了周建波老师的硕学高见和风度雅趣。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